日本觀光寫真的圖文消化道：19世紀末旅遊文學與攝影插圖（二）

「出海遨遊本身即是一種教育——它教給人們一種從書本上學不到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Katharine Schuyler Baxter

接續前一篇〈圖文遊記的鼻祖：19世紀末旅遊文學與攝影插圖(一)〉的探討，本文將陸續觸及兩個議題：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如何被遊記插圖所運用？攝影術與印刷術結合後，閱讀習性產生怎樣的混種變異？

19世紀後半葉，世界就像疾行的列車，在人類文明軌道上駛過滿山遍野的錦繡風光。現代觀光產業先驅於此時萌芽，新科技演進不僅使運輸和交通更便捷，拓展新式旅遊，加促各種傳播媒體誕生，尤其是攝影術進入印刷產業脈絡後，紙媒發展躍進，使各形態的旅行書寫成為可能。

對照片進行手工上色的技術發祥於19世紀前半葉的歐美，那時已出版了相關的技術指導著作，像是Montgomery P. Simons（1816－1877）的《為照片施色的簡單指南》（暫譯，Plain Instructions For Colouring Photographs，1857年），以及《攝影簡說，或一位藝術家對相紙、玻璃與銀鹽的攝影經驗》（暫譯，Photography in a Nut Shell, or the Experience of an Artist in Photography, on Paper, Glass and Silver，1857年）。

1860年代左右，手工上色技術由西方攝影師引介入日本，結合本地延續自江戶時代以來版畫作坊的分工產業鏈，搭配商業攝影、觀光寫真產業等運作，形塑出獨具一格的藝術產物。明治時代，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hand-colored photography）可說是繼浮世繪以來，另一項深受西方人喜愛的視覺平面藝術品。它們由現代新技術（攝影）製作，需要細緻工藝（施色），影像內容展現傳統日本（遠東古國韻味）的風貌，但販售對象主要是西方旅客。換言之，它們是新舊時代交替下的混種產品。之所以稱為產品，這是因為它們實際上被放在觀光與消費文化脈絡下去檢視的。

過去，我寫了不少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的研究文章，主要針對它們的藝術性進行探討，但此處我想談談關於這些照片被用在西方遊記插圖的問題。 　　

觀光紀念相冊和寫真的主要消費族群，是遠道而來的西方遊客。他們在旅遊期間，蒐集當地稀奇古怪的玩意兒，購買紀念品。旅程結束後，紀念品成為此趟旅行的「物質象徵」（material symbols）。就攝影來說，照片本身俱備「物質性」（materiality）。作為一種圖像載體，它們表現日本當地真實的風景與人文，因此照片同時也是物質性與精神性內容的「折射」（reflection）與「再現」（representation）。

《肩輿和駕籠》（圖1），是一幀出自《日本人與風景》（Japanese People and Views）相冊的精美蛋白照片。裱紙兩角空白處分別以水彩繪有花鳥、人物作為裝飾。影像表現傳統「駕籠」（右女）、「椅子駕籠」（左女）兩種交通工具，兩名女子分別由二至三名「駕籠舁」（かごかき，即挑夫）抬著，男子們已改為現代髮式。「駕籠」（かご）是江戶時代以來的固有交通工具，在許多浮世繪中可得見。照片雖經年累月而多有褪色，但部分人物服裝和樹木顯見手工上色痕跡。

這幀藝術品本身就是如畫般可獨立存在的視覺圖像。John Lawson Stoddard（1850－1931）將它擺進書中，成為插圖之一（圖2）。《日本》（1897年）收錄一張相仿的照片。遊記的圖像名稱被改為「在日本的兩種旅遊方式」（TWOMODES OF TRAVEL IN JAPAN），人物站姿與位置皆與實際作品一致（圖1），唯一不同處是缺少那位隨行在椅子駕籠旁、背著嬰孩的少女。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Katharine Schuyler Baxter（1845生，卒年不詳）的《竹之國》。那些她用來描述京都所見所聞的字句，咀嚼起來特別有味道，彷彿也能體會一百多年前這位西方女士的心情：「在京都待的時間越長，就越發令人爽快：你會發現，儘管歐洲思潮湧入，人們的舊生活仍在繼續。除了琳瑯滿目的精品店外，亦有多不勝數的古玩店堆砌著古代文物。需要耐心搜索數小時才能從大量沒有名目或價格的物件中選擇那些真正有價值的購藏品。圍在一群老少熙攘下，我們無止盡地徘徊在狹窄街道，每一步都可得見新奇場景與有趣的小習俗，若我們有導遊照料，便不會感到前所未聞。導遊有時是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但他們會澆熄人的熱情興味。……」Katharine用了這張〈京都的街道〉（圖3）作為配圖。

筆者發現，紐約公共圖書館藏的日本攝影師日下部金兵衛（1841－1934）的相冊中，有幀寫真名為《京都祇園町街道》（圖4），與〈京都的街道〉（圖3）如出一轍。據Katharine本人所述，書中圖像出於旅途中所收集的視覺材料。也就是說，配圖如何使用確實經過作家有意識的選擇。

儘管同樣一件攝影作品，也可能被兩位以上的作者運用。筆者發現，有一幀日本朝聖者群像作品，同時被收錄於Katharine的《竹之國》以及Stoddard的《日本》中。但他們根據著作性質重新對插圖進行命名，分別是〈富士山朝聖者〉（圖5），以及〈朝聖者的裝束〉（圖6）。由此可見，19世紀觀光紀念寫真的流通率頗高。

《竹之國》屬單純遊記，只關乎作者切身體驗，因此著重情節鋪陳。Katharine在這則配圖章節中，記述攀登富士山的故事。她們登頂時天氣清朗，風光明媚，白雲變幻莫測，一望無際。她說：「不遠處，巨大的火山口打了個哈欠，硫磺蒸氣從那裡噴出。我們沒有參觀它，因為步行會大大增加我們的疲累，而我們在此方面的好奇心早已被基拉韋厄火山的壯麗景色滿足過。我們遂把這苦差事留給了經常遇到的成群結隊的朝聖者，他們穿著白色衣裳，杵著長長手杖和大帽，步履蹣跚。」

《日本》一書屬於半教材性，同時結合了作者的旅遊體驗，並彙整自他的講稿，提供讀者關於世界知識的內容，因此在行文上著重現象闡述。據Stoddard描述：「多數朝聖者都穿著日本農民在暴風雨天氣中極近普遍的裝扮——一種用稻稈或蘆葦草製成的可避雨雪的防水衣。這些使穿著者背部看起來像茅草屋頂的樣式從精編的蓆子到更廉價、粗糙的皆有。他們頭上戴著竹片或稻稈製成的草帽，外形酷似巨大蘑菇，可根據天氣情況用來遮陽或遮雨。我們在日本各地都遇到了這樣的朝聖者。至少有十萬人在夏季加入進香團，並前往聖島、聖山之巔和神社，人多到名字可填成一冗長名錄。」

19世紀末來到日本的西方旅人，有的只是簡單待上數月、渡個假後回國，例如《一趟日本的短程旅遊，或90天遠東度假》（A Jaunt in Japan, Or, Ninety Days’Leave in the Far East，1899年）的作者──英國漢普郡軍團上尉S. C. F. Jackson（生卒年不詳）；因公而致中長期居留者，如曾受雇明治政府工部省，擔任鐵道建築師長的英國工程師Edmund Gregory Holtham（1841－1905），他曾著有《在日本八年，1873－1881：工作、旅遊和休閒》（Eight Years in Japan, 1873-1881: Work, Travel, and Recreation，1883年）；更有在當地落地生根結婚成家者，如長期旅居日本的作家Lafcadio Hearn（1850－1904，1890年後娶日妻入日籍，改日名為小泉八雲），他寫的《日本瞥見記》（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1894年）膾炙人口。

另外還有許多環遊世界的人士，日本之旅雖只佔遊記部分篇幅，但肯定是他們最深刻的經歷。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推行西化，在制度和內部體質上進行了多層面改革。與此同時，文明開化的序幕並未讓傳統文化面貌消失。舊有習俗與事物仍存在部分地域，即使社會生活產生質變，但人心仍保有根深柢固的純樸。讓旅日西方人士常讚不絕口的，是日本人那份徜徉在跨時代巨變下卻對生命和日常一如既往的虔誠感。這種情狀，對現代化起步甚早的西方人而言，無疑是遠東的烏托邦。

難以計數的作者，催生出不同風格的旅遊文學，但並非每本遊記都圖文並茂。至少在《竹之國》和《日本》中，我們發現一些共通性。日本觀光紀念寫真扮演一個特殊的中介角色，架起讀者與作者間知識傳遞的橋樑。

圖文遊記是攝影術與印刷術結合的產物。照片不再屬於單一作品，而是與整部著作脈絡相連，圖像成為文字說明的佐證，同時也「必須」成為某種視覺材料的補充。它們同時服務於知識傳播體系的兩端：既是作者描述事物時提供讀者的視覺範例，也是讀者賴以想像文字內容的視覺參照。

出版文化脈絡下，觀光紀念寫真從原初「藝術性」轉向「文獻性」。手工上色的「照片」（photograph）原本就是對蛋白照片的黑白影像進行施色，經過凹版印相處理，影像回到原本黑白面貌而成為書中的「圖版／插圖」（plate/ illustration）。這個過程不是「退化」，而是脈絡的「置換」（transform）。照片本身的藝術性還在，而是更多是強調影像（images）的「參照性」（referentiality）功能。

當代學者Victoria Mills在〈攝影、旅行書寫和感触性旅遊：為《大理石牧神》增補插畫〉（“Photography, Travel Writing and Tactile Tourism: Extra-Illustrating The MarbleFaun”）中，探討有關旅遊書寫與攝影的關係時，引述一段《大英帝國的廢墟修道院與城堡》（Ruined Abbeys and Castles of Great Britain，1862年）前言：「讀者不再認為自身受制於藝術家的想像、隨性或缺失，而是在他面前真實地呈現他所想的景物。我們相信這種想法會在力所能及範圍下被追求，以後我們將擁有攝影師賦予插圖的地誌及旅行作品，以及所有該技藝尚待改進之事物，從而當我們閱覽新景象與國度時，能察覺我們不是因討喜的小說而感到愉悅，而是因為被提供實際的場景。」這也是一本相當早期的「攝影插圖旅遊書籍」（photographically illustrated travel book）。

據Victoria Mills闡述，該書作者強調了「想像與真實」（fiction and reality）、「事實與幻想」（fact and fancy）的對照關係，這些是19世紀中期針對攝影圖像（photographic image）真實性（varacity）的進行探討的主要論點。攝影照片與物象的關係，是一種「直接且可信的連結」（direct and authentic link），這是因為「攝影是一種未經中介的形式」（photography was an unmediated form）。換句話說，攝影是如實呈現事物模樣，而未經過藝術家的消化。這正是攝影與繪畫最大的差異。

19世紀中後期，旅遊寫真進入消費市場，成為「紀念品」（souvenir）。紀念品是物質文化的一種形式，遊記作者透過照片中的實際影像喚起過往經驗。曾經到過遠東的西方讀者，看到照片時或許能與作者一同分享這種感受。但圖像對於從未涉足日本的讀者們卻是另一種作用。文字描述提供想像，影像提供臆想的印證，形塑了對事物的循環認知結構，它們互為彼此的「補充」（supplement）或「引述」（quotation）。圖文所傳達的信息（information）經由閱覽行為而「被具體化」（embodied）。透過這樣的認知歷程，讀者彷彿在紙本書上經歷一趟旅行。

• 【參考文獻】
  1. Katharine Schuyler Baxter, In Bamboo Lands (New York: Merriam, 1895)
  2. John Lawson Stoddard, Japan (Chicago: Belford, Middlebrook & Company, 1897)
  3. William and Mary Howitt, Ruined Abbeys and Castle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A. W. Bennett, 1862)
  4. Victoria Mills, “Photography, Travel Writing and Tactile Tourism: Extra-Illustrating The Marble Faun,” in Travel Writing, Visual Culture and Form, 1760–190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65-86.

• 關於日本旅遊紀念寫真的研究，參見筆者過去文章：
  1. 張維晏，〈相／像之間：關於美人的文化美學遺傳〉，《藝術家雜誌》533期（2019：10），頁156-159。
  2. 張維晏，〈19世紀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中的傘美人〉，《藝術家雜誌》539期（2020：04），頁328-333。
  3. 張維晏撰，〈脫胎的流光藝彩：Felice Beato與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漫遊藝術史》（2019/03/14發表）
  4. 張維晏撰，〈嚮往遠東：從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探日本風景印象的形塑〉，《漫遊藝術史》（2019/06/27發表）
  5. 張維晏撰，〈浮世美人：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謳歌的百媚千嬌〉，《漫遊藝術史》（2019/07/11發表）
  6. 張維晏撰，〈高枕難眠：從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探東方睡美人鏡頭背後的酸楚〉，《漫遊藝術史》（2019/08/30發表）
  7. 張維晏撰，〈以朝聖為旅行藉口？ 從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探日本觀光的發展〉，《漫遊藝術史》（2019/09/05發表）
  8. 張維晏撰，〈入墨男體：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中的刺青者〉，《漫遊藝術史》（2020/01/09發表）
  9. 張維晏撰，〈佐了玩味的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漫遊藝術史》（2020/02/06發表）
  10. 張維晏撰，〈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中的相撲攝影〉，《漫遊藝術史》（2020/03/12發表）
  11. 張維晏撰，〈不減風韻：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中的鏡美人〉，《漫遊藝術史》（2020/04/16發表）
  12. 張維晏撰，〈剝繭抽絲：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的桑織圖〉，《漫遊藝術史》（2020/06/18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