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cal Sébah，《蒙面紗的土耳其女士》，19世紀晚期，蛋白印相。（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Pascal Sébah, “Dame Turque Voilée,” late 1800s, albumen print. 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Pascal Sébah，《蒙面紗的土耳其女士》，19世紀晚期，蛋白印相。（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Pascal Sébah, “Dame Turque Voilée,” late 1800s, albumen print. 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土耳其女性以極薄的面紗為時尚；它使五官特徵的完整輪廓清晰可見，如果佩戴者生得漂亮，您肯定知曉。附帶一句秘密，很多不是那麼漂亮的也都藉由面紗來修飾生硬的輪廓，以及緩解任何冗餘的顏色。[1]
這是19世紀美國旅行作家Thomas Wallace Knox（1835－1896）在《東方世界；抑或在土耳其、俄羅斯、埃及、小亞細亞與聖地的新旅行》（The Oriental World; or, New Travels in Turkey, Russia, Egypt, Asia Minor, and the Holy Land，1879年）所描述的土耳其女性形象。照片中身著寬鬆大袍的女士，倚靠在綴有流蘇的繡花枕、或側躺於軟墊座椅上，坐姿優雅閒散，白色的透明面紗掩蓋面容與妝髮；女子濃眉大眼，兩眸深凝之態散發著炯然神韻，展露一股難以言喻的異域情調。（圖1、圖2）這兩張照片出自土耳其攝影大師Pascal Sébah（中譯名：巴斯卡．塞巴 / 帕斯卡．塞巴，1823－1886），儘管很多人經常將他與其子Jean Pascal Sébah（中譯名：讓．巴斯卡．塞巴，1872－1947）搞混。值得肯定的是，這對父子是19世紀後半葉相當重要的攝影師。
不難瞧出二作為同一位女子擺拍。19世紀攝影工作室出品的人物肖像經常採用同一位模特兒，這些影像反映許多時代線索。首先，不同於為特定人物攝像，照片上的女子表徵著土耳其女性的「典型」，是時興的商業攝影（commercial photographs）產物，專門製作來販售的旅遊紀念影像。不過，這種「典型」的標準實出自西方人視角，通常不代表該民族的真實樣貌，而是反映一種「東方」（oriental）品味。畫面中的各式物件、人物表現，舉凡面紗、土耳其式的傢具（繡枕、躺椅）、寬袍、慵懶的姿態等，都足具符號性意義。類似坐姿形式的女性肖像在這一時期頗為盛行，甚至可成為某種攝像的既定圖式。更有西方旅客身著東方服飾，打扮成東方人物，並搭配傳統道具進行擺拍。
19世紀後半葉是一個璀璨時代，伴隨18世紀中期延續而來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將人類文明的歷史演進推向一個逐步加速的軌道。儘管這種變化主要盤踞在歐美地區所屬的「西方世界」，隨著經濟產業發達，並出於資源渴求和擴張領域的野心，舊帝國主義式的經濟掠奪已遠遠不夠，工業大國們（英、法、德、俄國等）紛紛將視野轉成拓展原料與市場導向的新帝國主義。機器設備與技術提升，促進跨域或遠洋旅行，世界人口的流動在這一時期達到巔峰。這一切，強化了西方人對探索「東方」的興致。
西方人與遠東的接觸其實相當早，上溯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以來的「中國風」（Chinoiserie）或更早的《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約13－14世紀），加上經由陸路或海上絲路促成跨洋經貿交流，東方美術品與藝術表現藉此過程輸入歐美，促使東方世界的謎樣風韻在西方人心中發酵。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我們探討「東方」時，多聚焦以中國為主的泛東亞地區（包含日本、韓國等）；然而對19世紀末西方人而言，「東方」無論就地理、宗教或文化，皆同時涵蓋歐亞大陸、北非、中東、中亞、印度、俄羅斯等地。其中，關於中東文明在一系列東方風潮中的重要性，卻甚少被中文藝術史圈談論。由於位置緊鄰歐洲大陸，相關地域（埃及、土耳其、阿拉伯、敘利亞、以色列等）與近東的伊斯蘭文化，最首先讓基督教主體的西方世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衝擊。
1839年，法國政府徵購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1787－1851）所發明的銀版攝影法（又被稱作「達蓋爾銀版法」，Daguerrotype）技術專利，正式對世界宣告攝影術誕生。從此，攝影成為繪畫之外將眼見實景附諸圖像的方式之一。過去，古典繪畫以寫實為基礎；攝影術再現實景的能力使繪畫的存在本質遭遇挑戰。隨著19世紀中期以後世界旅行與各地觀光產業興起，紀念相冊（souvenir album）或商業攝影開始成為市場寵兒。旅客們所購買的旅遊導覽手冊、當地介紹性的報刊雜誌等，都需要大量圖像參照。個別知識分子（學者、作家、記者、商務人士）或政府官員大使，當他們回國之後，旅遊照片或相冊便成為紀念禮物，或相關出版著作（如遊記）的插圖。19世紀英國作家Lucie（Lady Duff-Gordon，1821－1969）的《來自埃及的信，1863－1865》（Letters from Egypt, 1863–1865，1865年），在寫給其丈夫的信中談道：「一位住在此地的攝影師，給我看了在白尼羅河上游拍攝的照片。一位黑人女孩簡直出色到我請攝影師製作一張照片副本好寄給你。她並不像努比亞人那樣完美，但卻相當健美而且莊重。若我可以在此找到一位俊美的費拉，我將請她照張相，向身在歐洲的你展示一個女性的胸脯可以長怎樣，因為在我來此之前從沒想過；那簡直是世上最美的事物……。」[2]
就知識傳播層面來探討，19世紀後半葉是圖文書相當流行的階段，與以往著作差異在於，真實世界的面貌不再藉由版畫、素描或插畫來表現，攝影提供了最直觀且立體的視覺饗宴，儘管當時都還只是黑白攝像。時興的東方之旅（oriental travels）恰恰呼應此波世界旅遊潮。為數不少的歐美人士包含探險家、攝影師，他們到各地旅遊、蒐羅珍稀，發掘異文化的斑斕事物。
尤其，土耳其與開羅的旅遊潮推進了大量旅遊紀念攝影需求，Pascal Sébah是回應這波潮流的先驅之一。與他同時期的東方影像攝影師還有英國的Francis Frith（中譯名：弗朗西斯．弗里斯，1822－1898），以及來自法國的Félix Bonfils（中譯名：菲利克斯．邦菲爾斯，1831－1885）、Gustave Le Gray（中譯名：古斯塔夫．勒．格雷，1820–1884）、Alexandre Leroux（中譯名：亞歷山大勒胡，1836－1912）等；Sébah則是道地土耳其人，出生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現稱伊斯坦堡Istanbul）。君士坦丁堡曾是羅馬帝國（4世紀）、拜占庭帝國（4－15世紀）的首都，並曾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短暫被拉丁帝國（13世紀）佔領，後再次由東羅馬帝國奪回。15世紀時，又被鄂圖曼帝國（1453–1923）取而代之。歷經如此豐富而多樣的歷史，沉澱了無數記憶與民族遺產。土耳其地處歐亞交會之處，無論在地緣上或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表現皆得天獨厚，因而對很多19世紀攝影師而言，是汲取東方元素靈感的聖地之一。
1857年，Sébah在君士坦丁堡開設了他的第一個工作室「El’ Chark Société Photographic」，「El’ Chark」，在阿拉伯語中意思是「東方」（The East/ Orient），貼切地呼應著其攝影工作室所欲傳達出的作品意向。後來搬至獨立大街（Grand Rue de Pera）439號，該區富高度商業化，緊鄰俄羅斯大使館，並與年輕的法國攝影師Antoine Laroche一同經營。與Laroche工作期間，多數攝影作品主要由Sébah拍攝，並由Laroche進行印製，他的參與提升了Sébah工作室攝影作的整體印製技術與質量。[3]
Sébah曾與土耳其畫家Osman Hamdi Bey（中譯名：奥斯曼．哈姆迪．貝，1442–1910）合作。Bey遠至巴黎學畫，師從 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及Gustave Boulanger（1824－1888），該二位都是著名的法國畫家，並有著富東方主義的創作背景。Bey本身也是土耳其藝壇舉足輕重之人，他於1882年創立伊斯坦堡國立美術學院（Istanbul State Academy of Fine Arts），並在1891年建立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 Istanbul Archaeology Museums），因此被視為開拓土耳其美術發展和策展的先鋒。他與Sébah的合作標誌著繪畫創作與攝影的無間默契。他們在1873年相識，由於當時Bey 創作上的需要，Sébah據其畫作並運用攝影技術來實驗光影變化效果。Sébah甚至受其委託共同創作《1873年土耳其的流行服飾》（Les Costumes Populaires de la Turquie en 1873）[4]，這是該年為了維也納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Vienne）所受贊助出版之著作，Sébah的人像攝影成為其中重要插圖，包含土耳其女性、庫德人、敘利亞的貝都因人、亞美尼亞的東正教祭司等。多達74幀經典圖像以珂羅版印刷而成，皆出自Sébah的攝影工作室。
Pascal Sébah，〈伊斯坦堡傳統人物裝扮肖像Plate II〉，《1873年土耳其的流行服飾》插圖影像。（美國國會圖書館）
Pascal Sébah, “Studio portrait of models wearing traditional clothing from İstanbul, Ottoman Empire,” Plate II, in Les Costumes Populaires de la Turquie en 1873. Library of Congress. Retrieved from: <www.loc.gov/item/2003690022/>
Pascal Sébah，〈伊斯坦堡傳統人物裝扮肖像Plate IV〉，《1873年土耳其的流行服飾》插圖影像。（美國國會圖書館）
Pascal Sébah, “Studio portrait of models wearing traditional clothing from İstanbul, Ottoman Empire,” Plate IV, in Les Costumes Populaires de la Turquie en 1873. Library of Congress. Retrieved from: <www.loc.gov/item/2004666966/>
舉該著作中伊斯坦堡傳統人物裝扮的攝影圖版為例。Plate II（圖3）中，三位男性表徵不同的職業，由左至右分別為：運水人（ water carrier）、車伕（cabman）、運貨人（porter）。其中，尤以運貨人的形象最具土耳其民族標誌。美國作家Fisher Howe（1798－1871）在其遊記《東方和聖景，希臘、土耳其與巴勒斯坦的旅遊記錄》（Oriental and Sacred Scenes,From Notes of Travel in Greece, Turkey, And Palestine，1879年）說：「你會被運貨人的嘶吼以及他們所背負超越駱駝的負載量所嚇到，而對其背部所能承受的沉重壓力感到驚奇，並且被迫與它保持距離。」[5] Knox遊記中也提到：「運貨人的服裝很奇特，他的肩膀上綁有一條硬墊，並靠在臀部上方。」[6] 在許多東方地域（尤其是君士坦丁堡），「Hamals」（porter，即運貨人）通常是一種職業行會（guild）或工會（labor-union），並由英格蘭或美國的工會所掌控，他們以背負的方式運送大量的貨物如鐵、木材、石材、包裹、酒桶等，經常上下坡地，辛苦異常。傳統陸路苦力的興盛，除了肇因於環山的地理條件，以及鄂圖曼帝國的財政困難，導致現代化運輸型態發展甚緩。[7] Howe還說：「穿著得體的土耳其婦人，身著絲綢和飄逸的長袍，設法穿越未受玷污的泥濘街道。她們的臉被遮蓋住了，除了一個狹小的眼睛開口。甚少或從未見過她們沒有戴面紗（yashmak）的模樣。在街頭時，她的腳與腳踝都被黃色皮靴所包覆……。」[8] Sébah人像攝影Plate IV（圖4）中的右側已婚土耳其婦人外出裝扮，與此描述不謀而合。
事實上，上舉類型的影像頗具人物或民族誌的內涵，與文前所見的土耳其女子肖像性質有著莫大不同。東方影像類型繁複，鄂圖曼題材中以土耳其女子、穆斯林後宮或深閨（harem）女性最受西方人士歡迎，相關題材在東方文學或繪畫中經常出現，然而影像的直觀與潛藏其背後隱晦的「感官愉悅」（sensuous pleasures），是透過那些文字或繪畫憑空想像之人所期望且樂於掏腰包消費的。甚至在該世紀末，這些攝影圖像也藉由旅遊明信片廣為在海內外傳播。[9] 不過，為因應博覽會而出版的著作，指向鄂圖曼民族基調，企圖呈現的是實際民族樣貌，雖略經修飾但不離經叛道的寫真。
Pascal Sébah,《沙漠》，19世紀晚期，蛋白印相。（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Pascal Sébah, “Le Desert,” late 1800s, albumen print. 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Pascal Sébah,《阿拉伯廳堂內部》，19世紀晚期，蛋白印相。（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Pascal Sébah, “Intérieur d’une Cour Arabe,” late 1800s, albumen print. 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Sébah的風格饒富詩意。《沙漠》（圖5）一作中，前景大片荒漠躺著兩具駱駝遺骸，一具正在腐朽，另一具則已化作屍骨。遠方商隊風塵僕僕地趕著路，生死尋常已是自然。另一件《阿拉伯廳堂內部》（圖6），男女老幼的坐姿和他們站立排列位置，顯然經巧妙安排，足具視覺韻律，細緻的隔窗為單調背景添了些藝術性。畫面背後有兩位長袍女子，一隻手托著頭部撐起的大水罐步行而來。此景常見於阿拉伯人文化，包含埃及、以色列、敘利亞及巴勒斯坦等地，這些民族傍水而生，水源對日常生活影響甚大。Howe在《1853年土耳其、希臘與巴勒斯坦》（Turkey, Greece, and Palestine in 1853，1854年）中說，這些水罐估計可盛裝4到8加侖的水：「我們十分驚訝看到這些阿拉伯婦女們如何以熟練技術將它們舉到肩膀，或高至頭頂處，並承受如此重擔一路安穩地走回村落。」[10]
J. Pascal Sébah，《費拉》，1870－1919年，27 × 21.5 cm，蛋白印相。（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J. Pascal Sébah, “Fellahines,” 1870-1919, 27 × 21.5 cm, albumen print,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items/510d47d9-6206-a3d9-e040-e00a18064a99>
J. Pascal Sébah，《揉捻茶葉》，19世紀晚期，蛋白印相。（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J. Pascal Sébah, “Rolling Tea Leaves,” late 1800s, albumen print. 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J. Pascal Sébah，《學者傳道》，19世紀晚期，蛋白印相。（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J. Pascal Sébah, “Scholar Reading to Pupils – Posed Scene,” late 1800s, albumen print. Courtesy of the RISD Museum, Providence, RI.
類似題材，在Sébah的兒子J. Pascal Sébah的《費拉》（圖7）作品中亦可得見，同樣是擺拍，四平八穩的構圖，詳盡地記錄著埃及傳統婦女勞動模樣。費拉（Fellah）是中東、北非地區農人或從事耕種的勞動者，他們被視為古埃及人後裔。除了傳統女性勞作，《揉捻茶葉》（圖8）中還記錄著製茶的男性勞動情形，畫面中有兩名著裝體面的西方人士正視察工作，衣不蔽體的當地勞工形成強烈對比。另一常見的題材是阿拉伯學者授業，如《學者傳道》（圖9）。這張照片是在相館裡擺拍的，偽造景深的布景集結了傳統埃及雕塑與伊斯蘭建築，企圖營造古雅氛圍，年邁導師撐著木桿，持書誦讀，而四位學徒子弟則隨地而坐，若有所思。場面猶如史詩般，追憶著游牧民族悠久深遠的人文底蘊，卻也像極了一齣矯飾劇場。此二作出於J. Pascal相冊，照片本身並無太多資訊，亦無作者屬名。雖然據其相冊題名指示，相關影像內容取景於埃及，但我們不好貿然推斷地點。
19世紀的旅遊紀念相冊有個特點，單一相冊可能集結多位攝影師作品，一方面可能因相館經營權轉手，導致攝影底片使用權易手他人；或是攝影師彼此交換負片，並互於對方作品上簽名；另外也可能肇因於家族繼承關係。以J. Pascal的相冊為例，當中使用不少其父Pascal Sébah的作品。從負片屬名判斷，能大體知曉作者為父子何人。但此種現象普遍存在，因而導致研究此時期攝影時屢屢遭遇作品歸屬的疑難雜症，這或許是造成現今許多人容易將Sébah父子混淆之因吧！
Sebah & Joaillier，《土耳其店舖與商販》，1880－1900年，蛋白印相。（美國國會圖書館）
Sebah & Joaillier, “Boutique et marchand turcs,” 1880-1900, Albumen prints. Library of Congress. Retrieved from: <www.loc.gov/item/2009631574/>
1886年Sébah逝世後，他在土耳其的事業由兄弟Cosimi暫時接管，並同時也對Sébah的兒子進行攝影藝術的培養。J. Pascal時值16歲便參與家族事業，18歲後正式繼承，並與法國攝影師Policarpe Joaillier（1848－1896）合夥，他們的工作室名稱為「Sébah & Joaillier」，成為出品東方影像之重要大家，持續合作直至1910年Joaillier回法。[11] 他們所出品的攝影作，也會在負片上屬名工作室。《土耳其店舖與商販》（圖10）便是特別精彩的街拍攝像，敞開的店舖擺滿了各式物資與工具，身著傳統服飾的土耳其人充分展現道地的民生情景。英國著名作家Walter Thornbury（1828–1876）在《土耳其人生活特色》（Turkish Life and Character，1860年）中寫道：「在東方店鋪，全部都是露天的。鋪頂被拆掉，它們就像無脆皮的派餅。貨品被鋪陳在斜板上，就像我們英國魚販展示他們的魚肉樣品；那些店鋪是小隔間，或更狹窄的、開放式攤位，沒有門窗，平面櫃檯的空間也很有限，上面坐著綁著頭巾的土耳其人，彷彿前夜正在私人劇院中表演《一千零一夜》裡的故事而卻還沒來得及更換戲服。」[12] 遊記中，西方遊客面對文化衝擊時，運用貼切的比擬與形容來闡述見聞。而呼應遊客們需求所產出的旅遊紀念影像，鎖定東方世界的特色。
東方（尤其是近東或中東地域）的影像，對中文藝術史圈而言是值得探究的領域。但往往受限語言、文化或民族性的隔閡，再加上攝影作品圖版的取得不易，以及前述探討的19世紀攝影作歸屬問題，導致研究上有諸多限制。Sébah父子在諸位東方主義攝影師中有著重要且經典的地位，他們除了拍攝風物、人情外，也留下許多關於宗教或歷史建築、遺跡、城市景觀之作，更有令人驚豔的城市全景圖，由數張影像連攝拼接而成，鉅細靡遺。攝影發明歷史雖然不久，但在19世紀中期以後，卻能從純然的技術性與紀錄性，提煉出藝術與美感價值，除了歸功於這些攝影先驅的精進，也與整體世界發展脈動息息相關。這種大歷史觀照下，我們能看見一種藝術如何貼近時代特色。
[1] Thomas Wallace Knox, The Oriental World; or, New Travels in Turkey, Russia, Egypt, Asia Minor, and the Holy Land (San Francisco: Hawley, Rising & Stiles, 1879), p. 136.
[2] Lady Duff–Gordon, Letters from Egypt, 1863–1865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5), p. 166.
[3] Irini Apostolou, “Photographes Français et Locaux en Orient Méditerranéen au XXIX siècle: Quelques cas de collaboration,” Bulletin du Centre de Recherche Français à Jérusalem, Vol. 24, (2013),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0. URL: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bcrfj/7008>.
[4] Osman Hamdi Bey; Marie de Launay; J. Pascal Sébah, Les Costumes Populaires de la Turquie en 1873: ouvrage publié sous le patronage de la Commission impériale ottomane pour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Vienne (Constantinople: Imprimerie du “Levant Times & Shipping Gazette”, 1873)
[5] Fisher Howe, Oriental and Sacred Scenes, From Notes of Travel in Greece, Turkey, And Palestine (New York, M. W. Dodd, 1854), p. 74.
[6] Thomas Wallace Knox, The Oriental World; or, New Travels in Turkey, Russia, Egypt, Asia Minor, and the Holy Land (San Francisco: Hawley, Rising & Stiles, 1879), p.71.
[7] Philip Ernest Schoenberg, “The Evolution of Transport in Turkey (Eastern Thrace and Asia Minor) under Ottoman Rule, 1856-191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 3 (Oct., 1977), pp. 359-372.
[8] Fisher Howe, Oriental and Sacred Scenes, From Notes of Travel in Greece, Turkey, And Palestine (New York, M. W. Dodd, 1854), pp. 74-75.
[9] Erika Larsson, “Photography, representation and movement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ontemporary Turkey.” Visualizing Europe: The Geopolitical and Intercultural Boundaries of Visual Culture, 12 Apr 2011, Paper, not in proceeding, 2011.
[10] Fisher Howe, Turkey, Greece, and Palestine in 1853 (Glasgow: W. Collins and Co., 1854), p. 192.
[11] John Hannavy ed.,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Volume 1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1261.
[12] Walter Thornbury, Turkish Life and Character, Volume 1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60), p. 118.